大家知道，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社会，脱胎于其中的文化自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深刻的农耕文明的烙印，反映在绘画上，传统中国画的笔墨语言极善于表现湖山云树之类的自然景致，传达高逸悠远的意境，并形成了一套严密而相对恒定的创作和鉴赏体系。

　　然而，这一完美的平衡随着社会变迁，西学东渐被逐步打破。首先是画家的日常所见，再也不是浮岚烟树，溪山高远，取而代之的是环峙高耸的水泥森林，隐约模糊的曲线被刚劲明晰的直线所取代，这是我们最熟悉的风景。艺术源于生活，除了描绘传统的山水风物，城市的感人景象自然也应成为我们描绘和表现的对象。身处上海这座城市，繁华且生机勃勃，同时也有些喧嚣，但她的美丽和带给我的感动是无可取代的，生于斯长于斯，是这座城市塑造了我，而我，又何止千百次燃起为她传神写照的冲动。然而，最初当我满怀激情地想要描绘这身边的风景时，却发现根本无从入手，勾皴染点的程式瞬间失效，曾经熟练的笔墨根本不能融入横平竖直的几何体块，更罔论玻璃、水泥、钢筋这些传统笔墨从未遇到过的材料质感了。

　　于是，摆在我面前的似乎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——要么保持传统的笔墨程式和题材，谨守所谓中国画的“底线”;要么置笔墨标准于不顾，而以眼前的对象为主。这让我陷入了苦恼，因为文化的标准和表达的自由，同为艺术创作的根本，限制和开放，缺一不可，成功的画家，总是能在限制中实现自由，在自由中找到本源。所以，城市与笔墨的兼容，看似一个难题，却又恰好为我提供了一个探索绘画根本问题的契机。

　　这一难题的解决在我偶然间见到玻璃幕墙中的建筑时出现了转机。幕墙中的上海，再也不是现实中那样具有无限的深度和丰富性，她仿佛是被压缩到了一个平面中，天空和建筑，截然分成黑白虚实两大块，颜色和景深，一切都被单纯化了。一瞬间，我似乎看到了某种熟悉的东西，这不正是一幅水墨山水的图式么?虽然画面中的具体内容大相径庭，但这一形式传达出来的精神旨趣却是相通的。原来，玻璃幕墙帮助我实现了对景物的提炼，这正是我在面对纷繁的周遭时所忽略的。使用笔墨的前提，是对眼前所见的提炼，笔墨从来不是对所有事物照单全收，这是笔墨的有限处，更是笔墨的主动与自觉处。古人云：“触目横斜千万朵，赏心只有两三枝。”即便是古典的题材，也需要被事先“过滤”，否则亦无可下笔处。通过笔墨，画家得以主动将现实的世界改造成一个属于他内心的世界。

　　于是，通过玻璃幕墙的过滤，我试图根据笔墨的规律，重构现实中的城市建筑，继而重构笔墨本身，形成适合表现城市题材且属于我自己的笔墨程式合画面形式。《多云转晴》是我在这方面所作的初步尝试，解决了一系列技术性的问题，笔墨和城市建筑的题材初步融合，具备了枯湿、浓淡、虚实等最基本的笔墨效果，画面寓丰富于单纯，确立了这一系列最基本的图式特征。《重塑》则更注重形式相对完善之后笔墨本身的起承转合，韵律节奏，同时，更重要的是它包含有更多的隐喻色彩，它不仅描绘了建筑本身的重塑，新旧的交叠，更象征着处于文化冲突中的我如何站在时代的基点认知传统，重塑经典的努力。

　　所以，玻璃幕墙中的上海，并非刻意于单纯的形式创新，而是为了探索笔墨之当代化与城市题材之笔墨化所作的实践。笔墨和对象，完全没有所谓的矛盾，重要的是两者都并非一成不变。首先，面对对象，重在提炼，以使笔墨有容身之所;其次，笔墨随时而变，它不止有一种形态。执于形态者，亦仅只是触及了笔墨的表象。玻璃幕墙系列作品的创作，使我打开了笔墨之门，在实践中深化了我对传统及其与当下之关系的认识，也对笔墨和中国画的生命力有了重新的认识，从而获得了无限的文化自信。